——专访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陆林

　　10月10日是世界精神卫生日。近年来，心理健康问题逐渐进入大众视野并成为热点话题。如何帮助抑郁症患者打破“主动求医”门槛？面对抑郁情绪该如何自救？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陆林接受 “东西问”专访，对此进行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记者：常见的精神障碍疾病有哪些？有哪些征兆？为何难以预防？

　　陆林：常见的精神障碍包括抑郁障碍、焦虑障碍、精神分裂症、双相障碍、创伤后应激障碍等。精神障碍的征兆根据不同的疾病表现不同，有些也可能存在一些共性，比较常见的包括情绪持续低落或焦虑、社交和人际关系困难、出现明显的行为异常或不断重复的动作、强烈的幻觉或妄想、持续的睡眠问题或体重变化、注意力不集中或记忆力减退、社会功能明显下降等。

　　精神障碍的发展受到遗传、环境、个体心理因素等多个因素的综合影响，发展过程较为复杂，具体机制尚不完全清楚，因此预防有一定难度。另外一些精神障碍疾病在早期缺乏明显症状，加上人们认识不够，往往容易被忽视或误解，也导致预防措施应用困难。

　　 记者：抑郁症的治疗难点是什么？

　　陆林：抑郁症的病因目前还不是特别清楚，因此临床治疗有很多难点，主要体现在：一是病因复杂，药物起效慢。抑郁症的病因涉及多个因素，包括遗传、生物学、心理、社会因素等，这增加了治疗的复杂性。患者对治疗的反应和需求个体差异大，同时目前大部分抑郁症治疗药物起效较慢，因此找到适合每个患者的最佳治疗方法需要较长过程。二是就医意愿低，治疗依从性差。虽然随着媒体报道增多，人们对于抑郁症的认识提高，但歧视等问题导致很多抑郁症患者不愿到医院就医。另外抑郁症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可能面临治疗依从性的问题，包括遵循医嘱、坚持服用药物和参与心理治疗等，都需要患者和家属长期配合。

　　 记者：精神障碍患者难以主动就医的原因是什么？如何帮助患者打破“主动求医”门槛？

　　陆林：精神障碍患者难以主动求医的原因，首先要从精神障碍的分类来看。重性精神病患者往往没有自知力，无法意识到自己的疾病，因而不会主动求医，这时候就需要家属和社会来帮助他们。

　　非重型精神障碍患者，也就是常说的焦虑、抑郁等精神心理疾病患者难以主动求医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对疾病重视不够，患者认为焦虑症、抑郁症等不是疾病，无需求医，或者他们认为求医也治不好；二是社会问题，一些患者惧怕社会偏见，害怕会因此被周边人议论、歧视或是被心仪的就业岗位拒绝等；三是患者对精神障碍的症状认识不到位，无法辨认自己是否患病。

　　比如抑郁症除了情绪持续性低迷以外，还有躯体化症状表现。有的患者情绪还可以，但经常有头疼、没食欲、失眠或者呼吸不畅等身体不适。这些患者到神经内科、肠胃科等科室反复检查后却没有查出病因，从而引发更大的焦虑。如果人们对于抑郁症症状的了解有所加深，将会有意识地去精神心理科排查病因。

　　因此，在帮助精神科患者打破“主动求医”门槛时，首先，要加大科普教育和知识普及宣传活动，向社会大众提供关于精神心理健康和精神障碍的准确信息，消除社会对精神障碍的误解和偏见，增强患者对精神心理健康的重视和了解。其次，建立支持患者的社会网络，涵盖家庭、朋友、同事和社区组织，这些渠道可以提供情感支持、信息分享和鼓励，使患者感到受理解和被接纳。另外，降低求医门槛，包括提供在线咨询、电话咨询和社区心理健康服务，为患者提供方便、隐私和易接近的咨询和治疗渠道。同时也要做好家庭亲属的培训和辅导工作，帮助他们理解和支持精神病患者，并积极配合、参与治疗过程和后期的康复。

　　最重要的是，要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和需求，以尊重和理解的态度对待每个患者的治疗意愿和节奏，同时提供针对性的治疗方案和支持服务，帮助减少患者对治疗的不安和抵触情绪。

　　 记者：部分抑郁症患者因害怕副作用等缘由，对于服用抗抑郁药物有一定抵触心理。您对此怎么看？

　　陆林：有些精神类药物可能会有一些副作用，但不同患者在服药后产生的不良反应种类和程度也是不同的，并非一定会发生。医生会根据患者的情况进行药物的调整，患者无需过度担心。目前临床上治疗抑郁症和焦虑症的药物副作用很低，尤其是在服用剂量较低时，这些副作用可忽略不计。

　　在解决药物副作用问题上，首先要确保医生和患者之间的沟通。治疗抑郁症和焦虑症的药物选择广泛，患者需要将对服药的顾虑以及自身健康情况告知医生，与医生协调用药选择。比如，一些患者可能担心服药后发胖，医生可对此选择不会导致患者发胖的药物进行治疗。一些药物的副作用仅是暂时的，在患者建立耐受后便无大碍。对于具有长期副作用的药物，医生会在与病人沟通后，根据病情需要，适时调整用药。

　　我们也要加强用药科普，减轻患者对于用药的心理负担。患者也要有信心去配合医生的治疗，而不是自主停药，导致病情反复。

　　 记者：心理治疗师是如何给予抑郁症患者专业治疗的？

　　陆林：在精神科医生对患者进行评估和诊断后，根据其患病的严重程度和特点，制定个性化的治疗计划。需要心理治疗的，由心理治疗师根据患者的病情和症状程度通过多种方法帮助患者应对抑郁症。

　　一是运用心理疗法，例如认知行为疗法、解决方案导向疗法或心理动力学疗法等，帮助患者改变消极的思维和行为模式，提高情绪管理能力。二是提供支持和倾听，让患者有机会表达负面情绪和需求，同时给予积极的回馈和建议。

　　目前，开展心理治疗的医院还不是特别多，还需进一步建立规范化和标准化的心理治疗师培训和考核体系。

　　 记者：您提出的“干预病理性记忆新模式”是如何治疗抑郁症的？

　　陆林：人类在遭遇灾难性事件后会产生强烈、持久的病理性情绪记忆，这种病理性记忆异常顽固、伴随终生，给人类造成极大的痛苦，进而引发一系列严重的精神心理疾病，如创伤后应激障碍、恐惧、药物成瘾以及焦虑抑郁等。

　　“干预病理性记忆新模式”是建立声音、图片等外部线索与痛苦记忆直接的联系，通过这些线索让病患或在清醒状态或在睡梦中重新激活痛苦的记忆，之后通过药物或脱敏疗法，减淡甚至抹去相关痛苦记忆。例如，这一方式曾用于治愈有战后心理创伤的退伍老兵。通过模拟炮弹的声音，让退伍老兵在睡梦中重现使他痛苦的战场记忆，之后用药物等减淡相关记忆。

　　 记者：睡眠与心理健康有着怎样的联系？

　　陆林：睡眠障碍常常是诱发心理健康问题的主要风险因素之一。长时间的睡眠不足将增加患抑郁症等精神障碍的风险。而改善睡眠有利于维持心理健康，例如，精神障碍患者在失眠得到治疗后，其幻觉、偏执、焦虑、抑郁、噩梦等精神疾病症状明显减轻。

　　睡眠不足还会引起大脑功能受损，包括记忆力、注意力及奖赏系统相关脑区功能的改变。睡眠障碍会增加痴呆的发生风险，加重认知受损程度，诱导神经炎症反应。此外，睡眠不足可能损害前额叶活动，不利于情绪调节，对清醒时的认知功能也有显著影响。

　　良好的睡眠有助于提高心理应对能力，减轻压力和焦虑，提升心情和幸福感。同时有助于增强免疫系统的功能，维护器官功能的正常运转，提高抵抗疾病和感染的能力。良好的身体状况也是维护心理健康的重要一环。

　　 记者：您认为海外的华侨华人比较容易遇到哪些心理问题？如何为海外华侨华人的心理问题保驾护航？

　　陆林：海外的华侨华人较容易遇到的心理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文化适应压力、人际关系问题、缺少社会支持等。华侨华人在海外生活因面临文化习俗、社会风气和语言方面的不适应；难以融入当地社会建立社交圈，缺少社会支持；与故乡的亲人朋友交流渐少等情况，而容易陷入抑郁或焦虑的状态。

　　海内外的相关组织和机构可以为华侨华人举办适应当地文化环境的培训和支持。通过组织联谊会，与其他华侨华人以及当地人建立联系交流，帮助他们参加社交活动，更快地融入社会，减轻孤独感和思乡之情。同时，帮助他们了解当地常见的健康问题和应对方法，鼓励他们积极参加体育活动，保持良好生活习惯。联合专业人士为华侨华人提供心理咨询服务。

　　受访者简介：

　　陆林，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所长、国家精神心理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主任。陆林院士始终致力于推动中国与海内外科技交流与合作，提高了中国精神医学和睡眠医学研究水平。在陆林的不懈努力下，中国现已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丹麦、韩国、克罗地亚、巴拿马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在精神心理疾病和睡眠障碍的科学研究方面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取得了一系列突出的成果。2023年，陆林获颁“中国侨界杰出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