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欧盟中国友好协会秘书长、浙江师范大学边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盖琳

　　中新社记者 赵延

　　教育是西藏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民主改革前，在长期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下，只有少数三大领主子弟才能受教育，而广大农奴子女没有任何受教育的权利。民主改革以来，西藏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及素质教育等方面得到迅速发展，人们的眼界和思维方式也随之变化。教育发展如何改变西藏？近日，欧盟中国友好协会秘书长、浙江师范大学边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盖琳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就该问题作出详细解答。

　　中新社记者：您在西藏走访调研的过程中，对西藏的教育和孩子们有怎样的印象？

　　盖琳：2014年6月访问西藏时，我参观了藏医藏药相关机构，了解过藏族同胞接受教育情况。2016年8月，我与6位欧洲议会议员访问西藏，参观了西藏大学，在图书馆里看到了藏汉双语的大藏经。我们也参观了西藏唐卡画院，那里是西藏唐卡艺术传习基地、西藏非遗项目传习基地。德瓦议员还在拉萨街头与一位年轻路人交谈，得知他在北京上大学。据我的见闻和当地朋友介绍，西藏的传统文化获得妥善保护，教育资源丰富。

　　尽管西藏地广人稀，但所有孩子都平等拥有受教育的权利。一位援藏的朋友曾向我讲述靠近尼泊尔边境的吉隆县内，一群小学生的上学方式：孩子们平时在校寄宿上学，周五放学回到各自家中，周日返校，都觉得能上学特别好。

　　教育也为西藏的孩子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00后”藏族小伙强巴扎西告诉我，他小时候热爱学习、喜欢思考，梦想成为文化领域的人才，家人也很支持他。最近，强巴扎西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西藏文化博物馆工作。

　　除了基础教育保障外，西藏人对素质教育的重视程度也让人印象深刻。西藏文化博物馆的志愿者李方山老师向我讲述了她的一次经历。她曾遇到一位藏族母亲接六七岁的女儿放学，手中提着电子琴。交谈中，母亲说女儿在拉萨北京小学读书，“是我们拉萨最好的小学”，喜悦和自豪感溢于言表。

　　中新社记者：从旧西藏的寺院教育，到民主改革后逐步建立现代教育制度，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您如何评价西藏教育发展变革过程中的变与不变？

　　盖琳：教育体系改革给西藏带来巨大变化：教育机构增加，学生人数增多，学费减免，学生出国留学率提升，本地的文化基础设施也有了很大发展。

　　西藏的教育体系，从旧时以寺院教育、官办教育、私塾教育为主，演变至当前的现代教育体系。截至2022年10月，西藏已建立各级各类学校3339所。旧西藏的青壮年文盲率曾高达95%以上，而2022年自治区内外在校生总人数已达92.2万人。通过现代教育，许多学生有了出国留学的机会，如全国人大代表白玛措曾留学挪威和澳大利亚，全国政协委员边巴拉姆曾在挪威和美国学习，全国政协委员明吉措姆曾在德国和英国获得博士和博士后学位。回国后，她们都在各自领域取得了非凡成就。

　　如今西藏已实行15年公费教育和包吃、包住、包生活学习费用的“三包”政策。同时，作为教育的一部分，西藏的公共文化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博物馆有了更丰富的展品和内容，新落成的西藏自然科技博物馆、西藏美术馆、牦牛博物馆以及大幅增加的农家书屋、寺庙书屋等，都是重要的精神文化学习场所。

　　西藏教育体系改革过程中的不变之处，在于藏族文化的保留和保护。今天，学习藏语是教育的一部分；学校确保学生在校期间的藏族文化生活和饮食习惯不变；西藏寺院教育精髓得以保留；西藏传统文化中的历史、哲学、天文、历算、医学、辞书、文法、诗歌、音韵、文学、音乐、美术、建筑以及雕刻工艺技术和地震等知识，通过教育实现了传承。

　　中新社记者：您如何看待教育改革对当地人生活方式的影响？

　　盖琳：现代教育，为原本受旧思想束缚的人提供知识，使他们更平等地看待世界。同时，教育也给他们更广阔的眼界、理性的认知力、更强的判断力，使他们有更多选择机会。

　　藏传佛教早已融入不少西藏人的日常生活，他们对藏传佛教有深厚感情。一些藏族同胞看到广阔的世界后，确实更关注生计需要和现实生活问题。我认为这或许是处于不同阶段的人，对同一事物的理解发生变化。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人们对精神层面提出更高要求，一部分人会对藏传佛教有新的认知。

　　实际上，生活方式转变的源头并不来自教育改革，而是信息变革。如今的互联网社会，人们获取信息的数量和速度发生巨变，眼界和世界观也随之改变，很多人希望自己与世界同步，因此自主要求改变生活方式。

　　中新社记者：在西藏建立完善的教育体系与制度，有哪些现实因素与难题？寄宿制是现实条件下的一种必然选择吗？

　　盖琳：西藏建立完善的教育体系，难题之一是地广人稀的现实情况。西藏拥有12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却只有366万人口，平均每平方公里仅3人，人员高度分散。对教育来说，学生分散、教师人才短缺，难以保障教育质量；对资金而言，如投入不集中，很难得到产出。解决的唯一出路，就是教育集中。

　　2000年后，西藏在每个村办一所幼儿园，使辍学率接近0%，基本解决了幼儿园教育问题；每个乡镇办一所小学，将教师人才集中，确保教学质量。这样一来，寄宿制是现实条件下的必然选择。

　　我了解到，寄宿制并非强制，主要针对家庭距离学校2公里以上的农牧民子女，其他学生也可自愿寄宿。学校设有专职老师照料学生生活，业余时间开展包括传统文化在内的活动，学生生病可请假离校，家长可在非上课时间自由探望。

　　一位援藏干部告诉我，寄宿制解决了西藏义务教育的两大难题：一是提升教育数量，保障应入学少年儿童享受免费义务教育，辍学率接近0%；二是提高教育质量，西藏学生得到与其他省市区相近的教学条件，升学率大幅提高。

　　由于西藏每个乡镇面积较大，很多地方山高谷深、交通不便，寄宿制能最大程度降低路上的安全风险。

　　藏族朋友达娃央措告诉我，寄宿制让学校和老师承担更多责任，为学生提供了便利和实惠，如吃食堂、住宿舍、图书馆阅读书籍等，都是国家给予补贴。“我读初中的时候，也是受益者，每天都有营养餐，而且住校生会有生活津贴补助。”

　　中新社记者：您长期在欧洲工作生活，如何看待东西方在教育上的异同？如何增进双方对彼此的理解？

　　盖琳：欧洲的教育体制中有值得学习和借鉴之处。但中国特别是西藏的实际情况特殊，不能照搬欧洲。西藏的教育改革，只能根据当地实际，克服困难，逐步实现教育现代化。

　　欧洲基础教育的理念主要是让孩子有快乐童年，培养他们开拓性思维、自学能力和独立人格等。课堂会相对活泼轻松，以培养能力为导向，老师与家长各自明确责任，相互合作。这些都基于欧洲国家学生人数少，师生比高，经济基础好，教育资源雄厚等特点。

　　与之相比，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教育，更关注“打好基础”，夯实基础知识学习，重视提高学生的“短板”，强调未来竞争力。西藏地广人稀，学生分散，教师人才短缺，师生比低，经济相对落后。如不集中投入资源，不易保障教育质量，因此其教育方式无法效仿欧洲。但西藏的教育改革，赋予了每个人平等受教育的权利，并全面实现15年义务教育，使西藏自治区的义务教育走在中国前列，甚至是世界多数国家前列。

　　教育改革还提高了年轻藏族同胞的身份认同感。一位藏族朋友告诉我，藏族文化并没有在现代发展中被分割，她的家乡经常举办少数民族艺术节、运动会、传统节庆等，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结合得很好。因为当地人习以为常，没有被大肆报道，所以不被外界了解，更不被西方了解。

　　我建议可加强这方面的宣介，在国内外主流媒体多做有关报道，在海外如欧洲国家、欧盟机构举办相关图片展、推介会、研讨会等。

　　目前西藏与西方国家在基础教育方面的沟通渠道很少，自治区可创造条件，欢迎欧洲年轻学子到西藏游学，促进文化交流，增强彼此了解。

　　我也建议欧洲的政治家、官员和朋友到西藏多走走、多看看，真实感受西藏及其发展，这样能避免在不了解的前提下先入为主，也能向身边朋友介绍在西藏的所见所闻。通过中欧双方共同努力，多创造沟通渠道，可以让更多人了解西藏及其教育改革取得的成就。(完)

　　受访者简介：

　　盖琳，欧盟中国友好协会秘书长、浙江师范大学边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2005年起在欧洲议会工作，是首位在欧洲议会工作的中国人。发表过多篇文章，著有《我在欧洲议会》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