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欠发达经济体的经济状况也同样面临重重挑战。由于防疫支出、公共债务急剧上升、艰难外部环境带来各种不利因素等原因，政府财政状况捉襟见肘。在此背景下，更强劲的中国经济不仅对本国有利，也将支持全球经济复苏。

　　重振消费需求对中国的复苏和增长非常关键。过去三年，居民因为严格的疫情防控需求受到抑制。必须释放被抑制的消费需求，以刺激对货物和服务的新增需求。由于居民需重新适应疫情防控措施调整，而且未来疫情出现新一波感染高峰的风险不能完全排除，故消费的完全复苏或需时日。但无论如何都必须努力重振消费，这是因为消费攸关中国经济能否实现长期可持续增长。

　　提升消费将利好服务业发展。中国正在经历经济结构转型，其中服务业将取代基础设施投资和制造业成为今后几十年经济增长新支点。这种转型将推动批发零售、交通运输、旅游和物流等一系列商业部门以及教育、养老、卫生、信息技术和酒店等行业的增长。

　　当然，这并不是说不再需要公共和私营部门对基础设施的持续投资，也不是说制造业无关紧要。在当前和短时期内，尤其需要二者对增长形成支撑。对复苏前景来说，政府放宽房地产市场政策的种种努力，以及简政放权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继续推动国有企业改革的意愿，也是至关重要的。

　　然而，一个充满活力的服务业能够驱动更长期增长。从应对气候变化的角度看，服务业的重要性也显而易见，因为服务业企业的能源密集度通常低于建筑业和工业。因此，从政策层面更加重视发展服务业有助于中国减少碳排放、达到应对气候变化目标的同时，向可持续增长更迈进一步。

　　可采取三项具体的政策干预措施来促进中国更长期的可持续增长。这不仅将造福本国人民，而且还将助力加速实现全球繁荣。

　　首先要出台政策，夯实经济的需求端，特别是居民消费。根据中国奔向“共同富裕”的愿景，笔者建议重点关注通过累进税制和社会转移支付来进行再分配。这将带来双重好处：一是提振居民需求，特别是消费倾向较高的低收入群体的需求；二是减少收入不平等。

　　如果居民在更高质量的突发卫生事件公共服务、老年人口和失业人群社会保障及子女教育等方面有更多更完善的获取渠道，其消费水平也会随之水涨船高。以上这些公共产品一应俱全的话，将缓解人们“未雨绸缪”地存钱以备不时之需的心理。

　　第二个切入点是为服务业提供与工业同等水平的公共政策支持，包括通过税收优惠、信贷获取和竞争等手段。

　　虽然民营经济在制造业中作用增大，但许多服务仍由国企提供，国企占有很大优势。此外，支持服务业发展也将意味着需要向外资开放更多的投资领域，使所提供服务的范围和质量多样化。

　　最后，中国需要为人口快速老龄化做好准备，因为这个问题对经济增长的挑战会逐渐变大。随着出生率降至历史新低，2022年，中国人口出现近61年来的首次人口负增长。虽然经济不确定性或是诱因之一，但其根本原因包括人均收入上升、城市房价高企及对面临高昂抚养子女成本的家庭支持不足等。

　　人口老龄化会制约经济增长，同时需要增加社会支出和养老金缴纳，需要加大与其他重要公共支出项目的协调。故此，还需采取政策措施来减轻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的影响。

　　此类措施可以包括：延迟退休年龄；改进职业卫生保健，使人们能够工作更长时间；通过普及托儿服务和实施灵活工作时间，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率；进一步改革户籍制度，提高劳动力流动性。

　　消费和服务业是中国经济的主要动能。疫情防控优化恰好提供了促消费、强服务的契机。抓住这一时机，中国的经济复苏将推动海内外共享长期繁荣和韧性。

　　作者：萨法尔·帕尔韦兹(Safdar Parvez)系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裴德铭(Dominik Peschel)曾任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经济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