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一阶段会议在中国昆明举办。会上中方宣布设立三江源、大熊猫等首批5个国家公园，并成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这一系列务实的东道国举措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进程注入推动力。

　　生态环境部自然生态保护司司长崔书红：“《昆明宣言》为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制定奠定了政治基础，指明了方向。第一批5个国家公园已经对外正式宣布，北京、广州国家植物园已经挂牌，并正式对公众开放。生物多样性保护顶层设计主流化方面，应该说过去一年脚步非常扎实，成效也非常显著。”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智慧雨林中心，智能监测系统全天候观测着公园内野生动物的活动情况。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是去年COP15第一阶段会议上中方对外宣布成立的首批5个国家公园之一。公园涉及9个地市县，共4269平方公里，整合了20个原有的自然保护地。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王楠：“在历史上我们开展了一些采伐，导致生态系统破坏、退化。基于这些考虑，在海南岛八分之一的土地上整合划设了这么一个国家公园，主要是保护热带雨林生态系统，还有像海南长臂猿等重点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

　　每天清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长臂猿监测队员都要顺着长臂猿的叫声寻找它们活动的位置，并对它们的生活进行监测和记录。今年4月12日，公园管理局宣布：海南长臂猿D群又有1只婴猿出生。监测队员郑海强回忆当时发现小猿猴的情形依然略带着兴奋。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研究院副院长汪继超：“从海南长臂猿来讲，这些年不断有新婴猿出生，预示着这个种群的动态是向着好的方向在演进。”

　　海南长臂猿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入“极度濒危”物种名录，目前仅存5群36只。上世纪70年代末，海南长臂猿种群数量一度降至2群7-9只。这一物种甚至曾一度被怀疑已经灭绝。

　　汪继超：“在当时的生产生活方式条件下，大量毁林开荒，种植人工经济林以及对海南长臂猿的一些猎捕，造成整个种群数量急剧下降。”

　　上世纪80年代开始，海南长臂猿的栖息地保护逐步得到重视。近年来，长臂猿栖息地的保护力度不断加强，保护范围不断扩大。

　　汪继超：“从最初设立的20多平方公里范围，到设立省级保护区的60多平方公里范围，到后来国家级保护区以后提升到300多平方公里范围，到今天国家公园的4269平方公里范围。”

　　国家公园是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中保护等级最高、生态价值最大、管控措施最严的生态区域。2015年开始在多地进行试点工作。2019年，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正式启动，把海南长臂猿保护工作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过去3年多时间里，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通过植被修复、封闭道路、建设空中廊道等措施，为海南长臂猿打造更宜居的家园。

　　汪继超：“进行生态修复，比如在一些人工林当中，补植一些海南长臂猿喜食的植物，同时在不同生境斑块之间构建一些生态廊道，使长臂猿能够在不同的生境当中进行拓展。”

　　除了改造长臂猿的栖息地，近年来，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还不断落实天然林保护政策，把伐木工转化成护林员、护猿人，加快智慧雨林系统建设。如今，海南长臂猿成为全球20种长臂猿中，唯一呈种群恢复状态的物种。预计到2035年，海南长臂猿个体数量可增至60至70只。

　　COP15第一阶段会议成果已经在实践中不断得到体现：大熊猫对着红外相机“直播”吃饭、睡觉，翘鼻麻鸭成为武夷山来访的“新客人”，三江源再现源头千湖美景。国家公园设立以来，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大，生态环境向好转变。

　　COP15第二阶段会议的目标是要达成“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来扭转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局面，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会议主席国的中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实践中也不断用行动来证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决心。

　　云猫的胆子非常小，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它生性机警、行踪隐秘、数量稀少。在中国的首次记录是上世纪70年代在云南丽江，只是皮毛标本，时隔30多年，直到2014年底，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红外相机才再次发现了云猫。

　　云南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山管护局腾冲分局曲石站站长杨维春：“2014年，在整理红外相机照片的时候，发现了云猫这个物种。我们看它似猫但不是猫，它比猫个体大一些，它的花纹也比猫大一些，看它似豹也不是豹，它介于这两个物种之间，动物学专家看了照片鉴定出是云猫。”

　　最近几年来，保护区也多次发现了这个稀有物种的活动踪迹。

　　杨维春：“这几年，高黎贡山保护区取得了它530多张实体照片，通过鉴别可能是20多只个体。应该说它没有消失，只是以前可能环境有点不稳定或者遭到一定的破坏，它的数量比较少了。现在，高黎贡山植被恢复得比较好，所以它的种群数量也越来越多了，才被我们大量拍摄或者是监测到。”

　　云猫再现的背后，是栖息地生态环境的不断修复。除了各类保护修复措施，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起到了极大保障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上升为国家战略，推行一系列保护措施，其中，生态保护红线是一项关键举措，我国先后颁布了几十项文件，提出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红线内禁止开发性、生产性建设活动。2019年，腾冲市启动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作，划定生态保护红线1567.88平方公里，占全市国土面积的27.52%，并将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纳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

　　云南腾冲市自然资源局副局长李富硕：“同时我们也(把保护区)纳入了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监管系统，作为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的重要内容，目的是为了构筑滇西生态生物安全屏障。”

　　云南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山管护局腾冲分局副局长黄湘元：“纳入生态红线以后，对高黎贡山的保护就会形成环保部门、自然资源部门、林草部门、保护区管理部门都有责任和义务保护好高黎贡山，使高黎贡山的保护得到了加强。”

　　如今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的森林覆盖率已经从之前的82.3%增加到93.7%，并不断发现新物种。不过，保护区划入生态红线的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1986年建立自然保护区的时候，周边区域群众通过借山造林方式建设的一些集体农地或者是森林也被划入到保护区里面，生态红线划定后，群众不能从这些林地获得收益，于是纷纷提出意见。

　　云南保山市腾冲市曲石镇大坝社区党总支副书记段尚恒：“大家认为借山造林的林木是属于老百姓所有，虽然地是属于国家的，但是老百姓有很大的投入，他们要求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和有关政府给予解决林木借山造林遗留问题。”

　　黄湘元：“保护区2017年的时候，聘请了第三方对这些纳入到生态保护红线的集体林，按照当时市场价进行了评估，评审以后保山市人民政府和腾冲市人民政府对这些借山造林进行了赎买，把它赎买过来变成国有的，然后交由保护区进行保护和管理。”

　　这样的做法让林地得到有效保护的同时，也让百姓感受到了生态的效益。如今我国生态保护红线占陆地面积超过30%。有数据表明，我国生态红线保护的生态空间和自然空间能够保护90%重要生态系统的类型，并能够使74%重点动植物物种得到保护。

　　每年全球约三分之一的温室气体排放被自然生态系统吸收，一半以上的GDP总量依赖自然资源的贡献，保护生物多样性就是保护人类福祉。今天全球生物多样性正在加速丧失，这是人类所面临的共同挑战。中国正不断用实际行动，为世界贡献生物多样性治理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在即将到来的COP15第二阶段会议上，中国将作为主席国协调各方，向着达成“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而努力，与各国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推动开启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新征程。